多地许可办以诉讼促和解签约

“音集协”成立于2008年，其成立之初就肩负着推动卡拉OK版权费的收取工作。为此，“音集协”在成立当年，就委托天合文化集团开展卡拉OK版权许可工作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可机构。但在这一时期，天合集团在业务期间存在收取高额补缴费、收费方式不合理等系列问题。2018年底，“音集协”以天合集团及所属各子公司（下称“天合公司”）在开展卡拉OK著作权许可费收取业务中存在严重违规违约行为为由，将其诉至法庭，宣布与其终止合作，开始自建业务团队收取卡拉OK著作权许可费。

记者多方了解到，所谓“音集协”自建的业务团队，即现在的“音集协”各省许可办的工作团队，这些人既与“音集协”签订了劳务合作，又与商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，而这个商业公司则与“音集协”签订了《采购服务合同》，受委托在各省开展卡拉OK版权许可业务。

(资料图)

王英龙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“音集协”。此后数年间，音集协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大规模诉讼，版权许可费收入也逐年提升。

“音集协”历年年度报告显示，2018年“音集协”共取证2078家侵权场所，其中立案1786家，有634家场所与协会达成支付著作权使用费并和解结案，著作权使用费金额为2647万，占当年著作权费总额的20%。已判决并执行完毕的案件769起，全部胜诉。

2019年，“音集协”提起侵权诉讼5905件，和解结案1197件，收取著作权使用费4395万元，占当年收取著作权费总额的17%。

2020年，“音集协”与侵权场所和解案件1367件，收取著作权使用费4765万元，占当年收取著作权费总额的20.71%。

2021年，“音集协”与侵权场所和解案件1557件。

2022年，“音集协”与侵权场所和解案件1173家。

在2020年、2021年、2022年，“音集协”未公布提起侵权诉讼案件的数量。但据天眼查，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，在涉著作权案由上，“音集协”作为原告的立案信息为3800余条。

公开数据显示，2018年“音集协”签约场所数量为3146家，2019年6683家，2020年7993家，2021年10034家，2022年则签约了8293家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“音集协”在2018年至2021年场所签约数量逐年提升，但每年的和解签约数量占每年增长签约数量的比例，从最初的33%提升到了76%。其中，2020年和解签约数为1367家，而当年的签约场所数量只增长1310家。

这就意味着，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场所不再选择与音集协续约。

这一现象在2022年表现更甚，当年的和解签约数量为1173家，全年签约数量则较2021年降低了1741家，当年不再续约的场所至少有2914家。

事实上，在一些娱乐行业较为发达的城市，场所与音集协的签约率也不足10%。深圳文化市场行业协会秘书长吴涛告诉记者，深圳拥有600余家娱乐场所，但整体签约率约为30%，场所主动签约意愿不强，多数都是被动的和解签约。

记者获取的一份2021年“音集协”各省签约金额数据表显示，在31个各省份许可办中，宁夏、河北、广西、西藏等多地签约总金额中，通过诉讼和解的签约金额占比过半。贵州、河南、吉林、甘肃等地通过诉讼和解的签约金额占比也超过了三分之一。这部分数据截至当年的8月22日。

除应诉外，KTV经营者基本见不到“音集协”的工作人员

此外，多地KTV经营者和相关协会负责人表示，自音集协自建联络处后，除应诉外基本见不到音集协的工作人员。

郑州市一家KTV负责人告诉记者，自从2018年“音集协”自行收费后，4年间他只收到过一张音集协的收费告知函，“音集协也不是正正式式地通知，就随便派了个人，偷偷摸摸转一圈，塞了一张纸给保安就走了。之前我们给天合公司交过费，知道这个东西。但是换成‘音集协’之后，他们也不来找了，从没当面沟通过”。

实际上，“音集协”在郑州的场所签约率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比例。郑州市娱乐行业协会会长刘华伟表示，近四五年，郑州大部分娱乐场所都没再跟“音集协”打过交道，“‘音集协’一直跟我们没有沟通。加上近几年生意不好，很多场所就没再操心交费的事。”刘华伟称，“一些突然被起诉的场所负责人找到我，问协会能不能组织下，跟‘音集协’沟通缴费问题。我们还特地开会讨论过这事，准备等大部分场所收到告知函后组织一下，再去找‘音集协’。”

“其实，收费这事应该他们先找我们，当面谈谈。”刘华伟说。

业内人士认为，“音集协”此种做法违背了相关文件的精神。记者了解到，2021年4月2日，《国家版权局、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OK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》（下称《通知》）对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解决卡拉OK领域版权问题，有过明确要求：坚持协商合作优先机制原则。

部分中小KTV经营者无力缴费

广东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方加德认为，“音集协”作为非营利组织，在各省以采购服务形式，将地方许可权业务委托给企业的行为，本身就是违规的。

方律师在著作权权属、侵权纠纷领域专注多年，其代理的江门等地多家KTV诉“音集协”垄断纠纷案，曾引起业内和舆论的关注。他告诉记者，“‘音集协’把公司拉进集体版权管理中，就等于是进行经营性运作了，而这是明确禁止的。”

方律师认为，这种“一套人马两套班子”的模式，本质上还是商业公司参与集体版权管理，违背了“音集协”的非营利原则，势必导致经营收益转嫁到使用人身上去，加重使用人的负担。

他告诉记者，近几年他接触的不少KTV经营者中，有一些不愿再与“音集协”签约。深圳文化市场行业协会秘书长吴涛也表示，“确实存在KTV补交不了追溯3年的版权许可费，宁愿破产，也不愿跟‘音集协’签约。”

“不过近年针对3年追溯费，‘音集协’也出台了一些减免政策，但前提是希望得到当地行政支持，”他向记者补充道，“事实上，目前‘音集协’对大部分未签约的KTV没有发起大规模的诉讼。”

国家文旅部数据显示，近十年全国娱乐场所数量呈现持续降低趋势，在营业利润上降幅更甚。娱乐场所数量已经由2014年的8.4万余个降至2021年的5.05万个，营业利润从2018年112.33亿元降至2021年30.13亿元。

6月，记者曾随机致电多家近两年因著作权权属、纠纷被起诉的娱乐场所，发现一些处于县域的娱乐场所已经倒闭。

“‘音集协’向侵权场所提起诉讼，本就是职责之内的事情，我劝过很多遭遇诉讼的KTV老板，一定要签约。”方加德认为，集体管理组织制度的推出，本身就有益于卡拉OK行业发展。作为国内唯一的音像作品集体管理组织，“音集协”成立之初也是为了解决卡拉OK经营者无法向数以万计的权利人逐一取得授权的难题。

“但是现在整个KTV行业效益不好的情况下，‘音集协’是不是要推出一些优惠的政策，改变下按照包厢计算的收费方式，采用大数据管理系统，精确针对每首歌曲的点播次数进行收费。现在的技术完全是可以实现的。”方加德补充道，“这样既能减轻KTV经营者的负担，推动签约率的提升，也能兼顾权利人合法收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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